黨群建設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基本原則的“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為實現世界和平、穩定、繁榮而提供的一項重要公共產品。有別于以規則為導向的其他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一帶一路”建設以發展為導向，著力破解“發展缺位”這一全球治理難題。以發展為導向的“一帶一路”建設把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作為重要目標，始終從各國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以古絲綢之路為紐帶，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正確的義利觀為指導，推行多元化的合作機制，致力于打造以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為基礎的命運共同體，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深入發展，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能。
與現有國際經濟合作機制的規則導向相比，“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其發展導向。過去幾年來，這一特征正在為國際社會所認同。在現有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中，無論是多邊合作機制還是區域合作機制都把首先制定規則作為前提條件。這種規則導向固然有利于合作機制的運行，但也帶來一個明顯的弊端，即許多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面對復雜的規則門檻難以參與到國際經濟合作之中。而以發展為導向的“一帶一路”建設則不然，它以共同發展為優先目標，不以設置規則門檻為前提條件。“一帶一路”建設始終從各國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行多元化的合作機制，致力于打造以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為基礎的命運共同體。在實踐中，它既可以與各國的發展戰略對接，又與現行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并行不悖、相互補充，有力地促進了沿線國家乃至世界的發展。
（一）
“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導向具體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一帶一路”建設以古絲綢之路為紐帶，奉行絲路精神，充分體現了共商原則。現有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機制通常是在地理上毗鄰、經濟發展水平近似、文化上相通、政治上認同的國家之間首先形成的。“一帶一路”建設以古絲綢之路為紐帶，但又不限于此，從而超越了傳統地緣、經濟、文化與社會制度因素的限制。延續2000年的古絲綢之路是中國與外部世界商貿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古絲綢之路作為純粹的運輸通道并無特殊的價值，但它留給世界的最寶貴遺產是絲路精神，即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絲路精神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開放性，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提供了機會。
第二，“一帶一路”建設以互聯互通為基礎，為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合作提供了前提條件。在傳統的多邊與區域經濟合作中，地理上的毗鄰和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性決定了這些國家之間通常并不需要以互聯互通為前提。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不然，它們中多數屬于發展中國家。以六大經濟走廊為例，除了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的歐洲國家之外，其他五個經濟走廊的沿線國家大多屬于發展中國家。按照聯合國發布的基礎設施發展指數，這些國家整體發展水平都比較低。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顯示，亞洲經濟要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要的資金高達22.6萬億美元，每年需要1.5萬億美元。如果考慮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協議的要求，這一額度還要提高。而多邊開發銀行為此所能提供的融資規模只能滿足其很小一部分。巨大的融資缺口使基礎設施發展滯后不僅成為許多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且也是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障礙。“一帶一路”建設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抓手，推動互聯互通，得到了沿線國家的廣泛認同和積極參與。
第三，“一帶一路”建設以多元化合作機制為特征，適應了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性，體現了共建原則。現有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從低級到高級有多種合作機制：自由貿易區、共同市場、經濟共同體、政治經濟一體化等。但在特定階段，它們的合作機制都是相同的。而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多種合作機制并存，主要原因是沿線國家存在差異性。為了實現共同發展的目標，“一帶一路”建設并不尋求構建統一的合作機制，而是接受多種合作機制并存。比如，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中，存在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等合作機制；到了南亞地區，主要的合作機制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巴經濟走廊；延伸到西亞地區，中國與海灣合作組織正在致力于自由貿易區的談判。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框架下同一地區有不同類型的合作機制，不同地區之間的合作機制也各不相同。這迎合了一句中國的古話，“遇山開道，遇河架橋”，只為了一個共同的發展目標。
第四，“一帶一路”建設以正確的義利觀為指導，體現了共享的原則。在規則導向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中，合作收益的分配取決于成員國對規則制定的影響力。按照經濟學的邏輯，任何規則都是非中性的，誰能主導規則的制定權，誰就能掌握收益的分配權。而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的倡導者和推動者，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中堅持正確的義利觀，強調“一帶一路”建設不應僅僅著眼于中國自身發展，而是要以中國發展為契機，讓更多國家搭上中國發展快車，幫助他們實現發展目標。義利觀是中國儒家的一個倫理學概念，強調以義為先，義利并舉。中國把義利觀運用到國際經濟合作之中，并賦予其新的內涵，如歡迎周邊國家搭上中國經濟的快車，搭上中國經濟的便車；多予少取，只予不取；注重長期利益，避免追求短期目標；企業“走出去”既要獲得正常的投資收益，又要樹立好名聲、好口碑；等等。因此，全面正確理解義利觀至少要把握好以下幾方面的關系：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予和取的關系、長期目標與短期目標的關系、利用現有比較優勢與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的關系。秉承正確的義利觀彌補了規則非中性所帶來的大小國家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弊端；同時也為“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指明了方向。沒有“義”，“一帶一路”建設將失去應有的價值；沒有“利”，“一帶一路”建設將不可持續。只有把“義”和“利”有機結合起來，“一帶一路”建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因此，我們也可以把義利觀看成是“一帶一路”建設成功與否的一個判定標準。
第五，“一帶一路”建設以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大國具有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義務，“一帶一路”建設就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一項公共產品。按照其功能劃分，這種公共產品至少有三個層面的載體：互聯互通屬于器物層面的載體，多元化合作機制屬于制度層面的載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屬于理念層面的載體。其中，理念層面的載體最為重要，決定著其他層面載體的形態和屬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長期的和全方位的目標，需要國際社會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作出努力。要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目標。在這一目標之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與民心相通構成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具體目標。與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相比，“一帶一路”建設的“五通”目標較為寬泛，適應了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發展的需要。以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為例，現行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注重消除貿易壁壘，而以互聯互通為基礎的“一帶一路”建設則注重消除供應鏈壁壘。貿易自由化以往的經驗顯示，降低關稅壁壘的速度與貿易增速呈現出同步趨勢。但是當全球平均關稅壁壘水平下降到目前的5%左右之后，兩者間的因果關系可能會脫節。有機構曾對此做過研究，其結論是，相對于降低關稅壁壘，減少供應鏈壁壘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更大；后者對GDP的促進作用相當于前者的6倍左右。
（二）
“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導向使其成為一個有別于現有規則導向的新型國際經濟合作機制。
其一，明晰“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導向有助于消除和減少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誤解和猜疑。目前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建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誤解和猜疑。這些誤解和猜疑一方面來自于對“一帶一路”建設這一新生事物缺乏真正了解。許多人以現有規則導向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為參照系去理解“一帶一路”建設，擔心中國會利用“一帶一路”建設挑戰現有的國際規則和秩序，其結果必然會感到迷茫和不解。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對此需要我們進行理性解釋。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懷有敵意，惡意歪曲“一帶一路”建設的動機。對此只有時間能夠證明一切。
其二，“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導向決定了它與現有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不會構成相互替代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補充的關系。眼下，全球性挑戰日益突出，但缺乏有效的全球應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思潮抬頭，全球治理體系和多邊機制受到沖擊。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一種途徑是在現有的體系內進行，如相關組織規則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的調整等。但這種改革是有限度的，況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改革的方向存在著重大分歧。另一種改革的途徑就是通過建立新的合作機制彌補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存在的弊端。“一帶一路”建設就屬于后者。其發展導向不僅為更多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創造了機遇，而且有助于消除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從而為解決發展赤字等發揮重要作用。
其三，發展導向并不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不需要任何規則，只是不以規則為前提，不人為地設置規則門檻。任何國際經濟合作都需要規則的協調，“一帶一路”建設自然也不例外。伴隨“一帶一路”框架下經濟合作的深化，規則或機制化建設必然會應運而生。然而，“一帶一路”的機制化建設不能簡單地復制現有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這種機制化建設的宗旨是通過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因此需要首先奉行共商原則，即規則是由參與者共同制定的。“一帶一路”建設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其次，機制化建設要奉行漸進性原則。不同類型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和范圍各不相同，不同領域的合作進展也不會是同步的，因此需要基于共同發展的目標、奉行共建原則推動漸進性的機制化。最后，機制化建設要奉行正確的義利觀，實現共同發展，體現共享的要求。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轉載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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